近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辅助人员潘某某因先后与两名女性举办婚礼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根据松阳县联合调查组2025年5月19日发布的通报，潘某某在与黄某某、周某某同时保持恋爱关系期间，分别于5月10日、13日策划两场婚礼，后因未登记结婚且行为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被开除1246911141719。此事件不仅暴露了公职人员个人道德失范问题，更揭示了我国行政辅助人员管理体系中亟待完善的法律与制度短板。
事件背景与官方处置措施
涉事主体身份与行为性质
潘某某作为松阳县交通运输局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其职责涵盖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行政检查、调查取证及法律文书送达等辅助性工作810。根据《虎林市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此类人员不得从事与职责无关且可能损害政府形象的活动8。然而，潘某某在2025年5月密集策划两场婚礼，虽未进行婚姻登记，但其公开举办婚礼的行为已构成事实上的多重恋爱关系展示，直接违反了《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第八条“品行端正”及第七条“清正廉洁”的要求1215。
行政处置的法律依据
松阳县交通运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造成不良影响”条款，对潘某某作出开除决定15。该处罚严格遵循了《虎林市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关于考核结果应用的规范，即对违反行为准则的辅助人员可解除劳动关系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潘某某未触犯《刑法》重婚罪（因其未完成婚姻登记），但其行为已超出个人私德范畴，对政府公信力造成实质性损害6911。
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体系的多维审视
法律规范与道德约束的双重失效
我国公职人员行为规范体系以《公务员法》为核心，辅以《政务处分法》及各部门规章，形成“法律-法规-内部纪律”三级约束机制1215。然而，潘某某事件暴露出三个结构性缺陷：其一，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的法律地位模糊，其虽受《劳动合同法》调整，但道德约束标准未与正式公务员完全接轨812；其二，基层单位对非编制人员的日常行为监督存在盲区，例如潘某某月薪仅3000元却长期维持两段恋爱关系，单位未能通过定期考核及时发现问题18；其三，现行规范对“公序良俗”的界定缺乏量化标准，导致自由裁量空间过大15。
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的制度漏洞
对比《黑龙江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与《虎林市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管理办法》可见，后者虽明确了辅助人员的职责边界，但在以下方面仍显不足：首先，招聘环节未将道德品行评估纳入强制考察项目，仅要求“无违法犯罪记录”，难以筛查潜在道德风险814；其次，培训体系偏重执法技能而忽视职业道德教育，导致潘某某等人员对自身行为的社会影响缺乏认知812；最后，考核机制过度依赖工作绩效，对“八小时外”行为监管流于形式，未能建立有效的同事监督与社会举报渠道818。
事件引发的社会治理挑战
政府形象与公众信任的损耗
潘某某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基层公职人员特权思想”“体制内道德滑坡”等负面舆论61018。尽管涉事单位迅速作出开除决定，但公众仍质疑：为何此类行为未能通过日常管理提前发现？这反映出公众对行政监督机制有效性的深层忧虑。根据舆情分析，事件曝光后“松阳县交通局”搜索量单日激增320%，其中78%关联词涉及“公职人员道德”61018。
法律适用与道德评判的张力
此事件在法律层面存在两个争议点：其一，未登记婚姻是否构成政务处分要件？根据《政务处分法》立法解释，只要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即便不构成违法亦可追责15；其二，私人情感关系是否属于公权力干预范畴？学界存在“完全隔离论”与“有限介入论”之争，但主流观点认为公职人员需让渡部分隐私权以维护公共利益1215。此次处置显然采纳了后一立场，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裁量先例。
制度优化路径与风险防控建议
完善行政辅助人员管理制度
建议从三方面推进改革：第一，在《公务员法》修订中增设“行政辅助人员”专章，明确其法律地位及道德义务，参照《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制定实施细则1215；第二，建立分级行为负面清单，将“同时维持多段恋爱关系并公开化”等情形纳入禁止范畴，量化“不良影响”认定标准812；第三，推行道德信用积分制度，将个人征信、社交媒体行为等纳入考核指标，实施动态管理818。
构建多元协同监督网络
借鉴浙江省“清廉机关”建设经验，可建立“四位一体”监督体系：其一，强化内部监察，要求各单位定期开展生活作风排查，利用大数据分析异常消费、出行记录818；其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职人员社会形象进行独立调查；其三，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开发“一键举报”应用程序并完善证人保护机制15；其四，建立媒体通报制度，对查实的违纪案件及时公布细节，消解舆论猜测69。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长效机制
针对当前培训体系的形式化问题，建议：在行政执法辅助人员入职培训中增设“职业伦理与个人行为边界”模块，采用案例教学强化情境认知812；推行“导师制”，由资深公务员结对指导辅助人员处理公私关系；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建立压力疏导机制以避免极端行为18。
结论
松阳县交通局职工事件虽属个案，却揭示了我国公职人员管理体系中深层次的制度性缺陷。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以该事件为鉴，加快构建覆盖全体公职人员的道德监督网络，通过法律修订、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三重路径，实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再平衡。唯有如此，方能从根本上防范此类事件重演，维护政府部门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