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近期提出的“D7民主国家集团”构想，被视为冷战结束后西方联盟体系最具颠覆性的战略调整之一。该倡议主张由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组成新型联盟，旨在应对“中美两国的系统性挑战”，其背后折射出全球权力格局重构背景下，传统西方阵营对国际秩序主导权流失的深度焦虑。本报告通过多维度分析揭示该倡议的战略意图、实施障碍及其对国际关系体系的深远影响。
一、倡议背景：西方联盟体系的信任危机与战略重构
（一）美国领导地位的动摇与欧洲安全困境
拉斯穆森对特朗普政府的尖锐批评，暴露出跨大西洋联盟的深层裂痕。特朗普任内不仅公开质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的绝对性，更通过威胁削减驻欧美军、施压提高防务开支等手段，动摇了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13。2025年俄乌冲突僵局中，特朗普推动的停火方案被指“单方面让步”，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对美俄可能达成战略交易的担忧619。这种背景下，拉斯穆森主张将北约防务预算目标从GDP的2%提升至4%，并动员4000亿欧元公私资金强化军工体系，反映出欧洲战略自主的紧迫性16。
（二）经济安全化趋势下的制度竞争
“D7”构想突破传统军事联盟框架，将经济胁迫防御纳入核心职能。拉斯穆森明确提出，任何成员国遭受中美经济压力时，联盟应启动集体反制机制67。这种将WTO争端解决机制边缘化、建立“民主国家关税同盟”的设想，实质是对中国产业政策与美国单边主义的双重回应。数据显示，拟议中的D7国家占全球GDP的30-40%，贸易总量的35%，具备构建平行贸易体系的物质基础719。但该机制与现行多边贸易规则的兼容性，可能引发国际法理争议。
二、战略意图解析：制度制衡与价值联盟的双重逻辑
（一）对冲中美技术霸权竞争
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战略领域，D7国家掌控全球75%的尖端技术专利与60%的研发投入719。拉斯穆森建议建立技术标准联盟，既是对中国“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封锁，也是防范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单边主义的制度性保障。这种“去风险”策略试图在美中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但可能加剧全球科技体系的分裂。
（二）重构民主价值话语体系
“民主联盟基金会”的研究显示，D7国家占据全球民主指数前20名中的12席，其倡议实质是构建意识形态标准化的“民主俱乐部”619。通过将市场经济、法治与人权绑定为联盟准入条件，该机制旨在确立西方价值体系的排他性规范。但这种将治理模式武器化的做法，可能激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主权、发展权等问题上的对立。
三、实施障碍：内部协调困境与外部制约因素
（一）成员国利益分歧与机制重叠
欧盟内部对战略自主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法德主张强化欧洲防务基金（EDF），而东欧国家更依赖北约框架319。英国脱欧后的全球定位模糊，其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与澳日韩存在竞争6。此外，D7与现有G7、五眼联盟的职能重叠可能引发制度冗余，加拿大与新西兰对华经贸依赖度分别达7.3%和28%，制约其对华强硬政策的连续性719。
（二）中美战略反制能力评估
中国可通过RCEP扩容、金砖机制改革提升经济凝聚力，2025年金砖国家GDP总量已占全球35%，形成制衡力量1116。美国则可能利用《通胀削减法案》的“友岸外包”条款分化D7，如吸引韩国电池企业赴美建厂719。军事层面，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覆盖第一岛链，而美国在关岛、达尔文的军事存在仍是D7安全依赖的核心616。
四、国际体系影响：新冷战风险与多极化挑战
（一）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加剧
D7机制若与“一带一路”、非盟议程2063形成制度对抗，将导致气候变化、债务重组等议题的协商成本激增。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年均1.3万亿美元，但D7主导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PGII）仅承诺600亿美元，难以替代现有多边机制719。
（二）中等国家战略选择困境
印尼、沙特等“摇摆国家”可能采取对冲策略：在5G网络建设中同时采用华为设备与Open RAN技术，在安全领域既参加D7海上演习，也维持与上合组织的反恐合作1619。这种“多向结盟”模式虽能短期获利，但长期将削弱国际规范的约束效力。
五、中国应对策略：体系内改革与新型伙伴关系构建
（一）强化制度性开放与规则对接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可推动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容，目前已有智利、新西兰等D7国家加入，2025年协定覆盖全球数字贸易的42%1116。通过参与CPTPP规则重构，在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敏感议题上展现灵活性，削弱D7的制度排他性。
（二）深化“全球南方”战略协同
2025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批准阿根廷、埃及的加入申请，成员国扩至15个，应急储备安排规模达1000亿美元1116。通过推动本币结算体系与项目融资挂钩，中国可帮助发展中国家突破D7主导的金融制裁网络，如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项目中使用人民币-卢比货币互换协议。
结论：国际秩序转型期的战略再平衡
拉斯穆森的D7构想既是西方霸权衰落的应激反应，也是全球治理范式变革的阶段性产物。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美国大选后的战略连续性、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实质性进展，以及新兴技术革命对联盟凝聚力的重塑效应。对中国而言，需在坚守多边主义原则的同时，构建更具弹性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国际体系向真正包容、均衡的方向演进。历史经验表明，任何试图通过制度对抗维持霸权地位的策略，终将面临全球生产力变革与文明多样性发展的双重消解。
